□ 白林王振宏牛纪伟王炳坤杨益航
图①为鞍钢集团博物馆内复原孟泰工作环境的展区。
图②为鞍钢集团博物馆内展出的1949年工人修复工厂的照片
图③为鞍钢股份无缝钢管厂159生产线,工人对生产的成品进行检查。
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这里起步。
70年前,她在千疮百孔中恢复开工,挺起国家建设的钢铁脊梁,点燃了举国上下摆脱一穷二白的希望。
共和国的经济成长在这里见证。
70年间,她在百折不回中沧桑巨变,折射出一个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大国的不懈追求。
从全国支援鞍钢复工,到鞍钢支援全国建设;从改革开放后奋起直追,到新时代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翻开这个共和国“工业巨子”的奋斗长卷,那里有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蕴藏着国家持续向前的力量。
在一片废墟中快速站起,为了祖国发展需要,为了人民当家做主
如今钢铁产能接近4000万吨,跻身世界500强的巨型“钢铁航母”,70年前,是在一片废墟中起航。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
1个月后,当40岁的李大璋带着中共东北局调令,一脚踏进鞍钢厂区,被这里的破败震惊了。“铁水凝固在高炉里,厂房内设备残缺。”李大璋的儿子李晓东,至今还能体会父亲担任鞍山钢铁公司首任经理的艰难。
当时,国内年产钢不足10万吨,还不够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
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要求鞍钢迅速复工。恢复高炉的材料、工具极度匮乏,老工人孟泰站了出来,带领工友刨开冰雪,搜集机器零件。高炉修复时,他吃饭、睡觉都在厂里。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劳模,少年时逃过荒、青年时为日本人背过煤,挨打、挨饿是常事,半辈子漂泊不定。当解放军开进鞍山城,工人们当家做主,年过50的他才找到了“家”。“跟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孟泰一句话,戳中了工友们的心。厂里发动工人们献交器材,数千职工肩扛、担挑、车推,络绎而来,队伍从厂区一直排到几里开外。
短短半年多,这里就炼出第一炉铁水和第一炉钢水。1949年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专门送来贺幛,勉励鞍钢“为工业中国而斗争”。
曾断言这片钢厂废墟上“只能种高粱”的日本专家感慨,从来都是个人往家里拿东西,哪有给厂子送东西的,“共产党了不起!”
当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工业化就成为新中国的必然追求,而钢铁工业无疑是实现工业化的“地基”。
1950年初,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近两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从祖国各地奔赴而来。其中有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人们形象地称为“500罗汉”。
今年91岁的谭福润就是“500罗汉”之一。“我当时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办公地点毗邻西湖,景色宜人。谁都知道,工业战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老人说,“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还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集中力量办大事,众人能移万座山。“一五”期间,鞍钢产量很快就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每年生产的钢、铁、钢材均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竣工投产。毛主席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这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短短几年,鞍钢就从一片废墟中站了起来,有力支撑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平稳起步。”鞍钢退休干部许家强说,这是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胜利,也向全国传递了信心和力量。“全国支援鞍钢复工”带来的就是“鞍钢支援全国建设”。一座座钢铁基地在各地拔地而起,新中国工业家底日渐丰厚。
1964年,国家启动“三线建设”,指定鞍钢包建贵州水钢。今年93岁的杜洪文就是援建者之一。在鞍钢机修厂工作的他,撇下妻子和三个女儿,一去就是15年。
当年报名时,老人第一个举手:“毛主席说,三线建设不好,他睡不着觉。去水钢,光荣!”
光荣背后是付出。杜洪文的大女儿杜丽娜至今清楚记得,那些年母亲安顿姐妹三人睡下,常常打亮手电筒,反复看父亲写满思念的来信,整个被窝都跟着母亲的抽泣而抖动……
从20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5万名,援建了包钢、武钢、攀钢、水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鞍钢就像老母鸡,下蛋下到全中国。”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
在自力更生中奋发图强,为了市场需要,为了永立潮头
当国家开始破除一统到底的计划体制,“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感受到了压力。
经过30年超负荷运转,鞍钢露出疲态:炼铁高炉经常被“开膛破肚”,屡次大修;炼钢平炉黑烟滚滚,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一五”时期,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将生产效率提高6至7倍,他一年完成4年多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这之后,鞍钢放手发动群众,其鼓励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规章制度等做法,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由鞍钢人探索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在全国工业企业大面积推广。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无力对老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改造。“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国家资金紧,我们自己筹;买不起新设备,就买旧的。”回忆那段艰难岁月,鞍钢人掷地有声。
当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厚板厂。鞍钢看准时机,向职工集资1.2亿元,建起了二手生产线。正是这种独有的胆识和眼光,成就了企业最赚钱的项目。
新一届鞍钢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刚上任的鞍钢总经理刘玠急了眼——“再不改造,鞍钢就成一堆废铜烂铁了!”
发轫于“九五”时期的大规模技术改造,给鞍钢带来了转机。在一缺资金、二稳产量的倒逼之下,鞍钢技改以我为主,努力做到“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为一批国有老企业改造提升探出了新路。“别人全套引进海外装备,我们只购买关键部件,能自己动手的,决不依赖外方。”曾经担任鞍钢技术改造部部长的王明仁说,仅一条1780热连轧生产线,我们就省了近40亿元,创造了同类项目工期最短、总投资最低两个“行业第一”。
改造东部老厂,兴建西部新区,在渤海湾畔建设世界先进的精品钢基地 ……进入21世纪,老鞍钢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回应了市场对装备技术、产品质量的更高要求。
不气馁,不服输,鞍钢人又一次站上了国家改革发展的潮头。
在烈焰浴火中自我革命,为了时代需要,为了国企气质轧制一根无缝钢管,经过加热、穿孔、连轧、定径、矫直、切割等工序。在鞍钢无缝钢管厂,“金鑫突击队”创造了22人的集团最低用工纪录。纪录的诞生,始于鞍钢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
自2010年与攀钢联合重组,鞍钢的生产基地遍布辽宁、四川、广东等地,成为跨区域的超大集团。
此时的中国钢铁业,早已告别短缺经济,钢铁产量跃居全球第一。然而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攀爬,崖陡壁滑。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内钢铁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鞍钢也一度连续5年陷入亏损。曾经担起国家荣耀的老国企如何凤凰涅槃?勇于自我革命的鞍钢人不等不靠,而是苦练内功。
2017年底,成都市青白江区。走进停产关闭的攀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记者曾看到这样的场景:偌大厂房内空无一人,等待拆除的轧机冷冷冰冰。
留守公司的“末代经理”张虎语气坚定:“生产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断臂求生,1.5万名职工虽然不舍,但不得不挥泪退出。”
除了淘汰落后产能,鞍钢还清退劳务用工、关停入不敷出生产线、处置“僵尸企业”……企业从“负重前行”转向“微观激活”的同时,鞍钢努力摆脱效益被钢价左右的窘迫,寻求从“一钢独大”走向“多业并举”。
在鞍钢德邻陆港钢铁电商物流园,大型设备正将钢材卷板吊上货车,客户通过手机APP,就能发出运货指令,并实时了解货物状态。物流园负责人王锋说,原先是客户求我们,现在,我们在想方设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与以往历次改革相比,这次的广度、深度和痛感,都让十几万鞍钢人刻骨铭心。”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林说。正是凭着这股打破常规的坚毅,去年无缝钢管厂扭亏为盈,鞍钢集团也大幅盈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钢铁业在战略突围中拨云见日。亲历了这场烈焰浴火的锤炼,鞍钢人开始读懂,什么才是新时代赋予他们的新使命。
几年来,鞍钢设立职工创新工作室,推广由一线职工摸索出的先进操作法。去年9月,鞍钢炼钢总厂职工王振奎在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喜获金奖。他说,人人都可尝试、个个都有机会,鼓励创新将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紧紧连在了一起。
半个多世纪前,当国家为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用钢发愁时,鞍钢接下任务,刻苦研发出新钢种,一时被人们称为“争气钢”。
而今,从超强“海工钢”到高强“汽车钢”,从高端“核电钢”到“高温合金及钛合金”……鞍钢出产的一大批高精尖品种,广泛应用于“蓝鲸一号”“华龙一号”、港珠澳大桥等重点工程,为国之重器撑起了“钢铁脊梁”。
就在几年前,美国纽约韦拉札诺海峡大桥翻新时,鞍钢中标全部桥梁用钢板。面对美方舆论,业主单位拿出鞍钢产品质量优异的检测报告,质疑者顿时沉默。
鞍钢设计院技术员杨颖说:“反复冲击技术高峰,这是新时代‘长子企业’义不容辞的国之担当。”
在鞍钢沿用了近70年的厂徽上,一段钢轨的标识,人们广为熟悉。
从1953年轧制新中国第一根重轨,至今,鞍钢生产的用于高铁运行的高速重轨,已占到全国市场的七成左右。
走进鞍钢大型厂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厂房,一方长条钢坯加温后通体透红,每经过一道轧机,就被轧制拉长,经过多台轧机反复轧制,一根百米重轨锻造成功。
这些凝结着一代代鞍钢人坚毅、汗水和智慧的钢轨,将铺往全国各地的高速铁路,承载着中国速度与中国奇迹,伸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