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裘蒂
　　另外值得观察的是制造业对亚洲的依赖。全球制造业产出的50%以上来自亚洲，2019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大支柱是分别中国（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1万亿美元，14.7%）；和韩国（5000亿美元，6.3%）。
　　在3月初，中国有36000种以上的零部件、9000家以上的工厂、1500个以上独特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疫情影响。而韩国、日本和意大利，分别都有数以千计的零部件、工厂和独特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影响。
　　整体而言，到3月2日为止，中国大陆有10.8%的供应商面临中断、韩国有11.2%、日本估计可能有5%~10%、而台湾地区估计可能有6%~9%。
　　这些Resilinc数据显示，供应链的冲击远远超出中国，并且已在亚洲和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
　　这些风险，由于员工无法上班或政府旅行限制造成的利润损失，通常不会触发财产保险的理赔。业务中断险通常限于对指定客户或供应商的财产进行直接的物资损害赔偿，由于冠状病毒并未对财产造成物质上的损害，因此通常不会引发此类保险对经济损失的赔偿。
　　贸易中断险涵盖了因贸易流量中断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不可预见的成本和合同罚款。由于通常此类保险并不要求对货物或其运输造成直接的物资损失，或许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但是企业不但需要表面上以“买保险”来防止经济上的损失，更要借多元化、数字化管理供应链来以无形的方式“买保险”。
中美两国可能的应对策略
　　如果供应链的中断造成类似2007~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股市动荡或崩盘，美国监管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可能要求上市公司，在未来强制性地披露其供应链集中程度的信息。美国政府虽然可能要求某些具有国家安全和医疗卫生意义的产业将供应链和生产链迁回国内，但是它的资本主义体系将会阻止联邦政府用硬性规定迫使更多层面的企业回国，更多可能是通过税务和其他政策优惠来吸引企业回归。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1月30日发表了不被人待见的评论，表示新冠病毒虽然不幸，但将导致美国公司重新考虑它们的全球供应链，并最终“帮助加速”就业岗位回归美国。事实上，中国美国商会在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关税影响调查显示，对于那些将制造业从中国转出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它们的首选，少于6%的受访者表示将回归“美国制造”。
　　同时也有评论家认为，大量供应链将从中国撤到越南是一种谬论，部分原因是未能认识到越南（或者南亚、东南亚任何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之间规模的巨大差异，这阻碍了越南等国的吸收能力。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已成为一个庞大且日趋富裕的消费市场，这说明了为何制造业投资不断流入中国，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3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中国仅占全球家庭消费的10%，但在2010年至2016年间却是全球家庭消费增长38%的来源，这也促成了所谓“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现象。这将有助于保持至少很大部分生产线留在中国。
　　另外，目前的疫情也暴露了越南和泰国的许多制造业其实仰赖中国供应源的事实，这也是未来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必须考虑的复杂性。另外，这些替代国家自身的架构是否健全？如果疫情在当地暴发（新加坡的经历显示，气候可能不是疫情扩散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它们的医疗系统是否有足够资源来应付？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Resilinc首席执行官瓦基尔表示，应对新冠病毒并没有理由使供应链大规模撤离中国，因为这将涉及知识、资本、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转移。即使是在中国的供应商，也可以依赖在亚洲多个国家（或地区）运营的许多次级供应商。将运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必须建立新的供应商关系，必须开发新的物流和运输线，以及必须遵守新的法规，这将增加更多的复杂性和挑战。
　　瓦基尔说，“开发新供应链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迁往新地点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基础设施，而中国已经大规模支持了这一点。今天很难在他地复制中国制造业所做的一切。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成本也将成倍增加，这既包括用于转移或购买新制造设备的资本成本，也包括较高的人工成本，况且许多替代供应商在这一点上承担新制造业务的能力可能有限。”
　　在中国方面，商务部已经出台了稳外贸和稳外资的政策，并且重申全力执行《外商投资法》。最理想的状况是，即使有不少外国制造业蠢蠢欲动，但这会倒逼中国的产业转型。长期来讲，中国应该还是世界的制造大国，只是“世界工厂”的桂冠不应该是执着的重点，因为中国的终极目标不是仅仅成为世界的生产者或是原料国，而是成为世界的发明中心和创新产业重镇。
　　中国企业及商业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各领域的供应链重组以及分散风险的讨论与规划，不必被动地把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视为一个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也会面对类似的挑战，包括在中国境内如何在区域分配上规避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彻底平息、世界经济重回轨道之后，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先驱者和实践者。（完）（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文学硕士，曾为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