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现代供应链专家委员会成员 研究员 丁俊发
（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中，进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进口依存度，出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出口依存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50年代，中国对外依存度在10%左右，到1971年降至4.98%，这是那个年代帝国主义封锁和我们强调自力更生的结果。70年代后期又恢复到10%左右。改革开放后，对外依存度波动上升，1985年突破20%，1991年突破30%，1994年突破40%，2003年突破50%，2004年接近60%(59.76%)，2006年达到峰值66.52%，后逐年下降，2012年降到了50%，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加工贸易随着成本上升转移出去，以及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结果。近几年的贸易依存度基本在30%左右，2018年为33.9%，2019年为35%。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已在全球布局。
　　但我们很清楚，中国作为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从原材料、中间品到高技术产品还需大量依靠国外。
　　据第68版《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统计，2018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中国连续18年成为全球能源增长的最主要来源。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2018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2%，为近五十年来最高；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3%。
　　2018年，中国粮食产量已经突破13000亿斤，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但是，我国每年还要进口超过1亿吨的粮食，大豆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80%。
　　2017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0.74亿吨（2018年为10.38亿吨），对外依存度为89%。
　　高科技产品许多仍依靠进口，如半导体产品、航空航天及其零部件、机械设备、化工产品、汽车零部件、医药医疗机械等等。华为是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它在全球的供应商就有1.3万家，99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3家在美国，2018年全球采购额超过700亿美元，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三）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世界银行把决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因素分为四类：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地理、制度。对于要素禀赋来说，最重要的是拥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这样才能吸引到足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市场规模来说，大型经济体有能力建立完整的产业链，避免中间品反复进出口带来的成本，而采用更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能够提高市场规模。对于地理来说，更靠近全球贸易网络枢纽(如中国、德国、日本、美国)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可能参与全球价值链，物流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于制度来说，单边与多边的贸易协定以及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因此，单个因素(如关税、劳动力成本)不能唯一决定某国、某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一个国家的出口增加值（GVC）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国外增加值(FVA)和国内增加值(DVA)。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部分：出口到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用于外国最终消费的增加值、重新进口本国再出口的增加值。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部分被称为后向参与度，出口给进口国、再由进口国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部分被称为前向参与度，两者之和被定义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根据麦肯锡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顶点是在金融危机前：2008年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61%，较1990年的48%上升了13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2018年为57%。
　　2018年，中国GDP占全球的15.8%，出口占全球的10.6%。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45%，低于世界的57%。其中前向参与度为32%（1990年为23%），后向参与度为13%（1990年为6%）。可见，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更多地偏向于出口中间品，由进口国再出口至第三国。从2018年的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全球主要出口地区中处于中下游。
　　从以上三个“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当前的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是供应链的供方，也是供应链的需方，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在提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中国已是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在任何情况下，供应链断裂将是致命性的。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就是确保中国经济的开放、稳定、安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存在巨大潜力。（3）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对全球价值链创造的参与度不足，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对中国经济的一场大考。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那么，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对全球供应链是雪上加霜。无数企业正在遭受停产、关门、甚至是破产倒闭的威胁。全球的需求受挫，新订单疲软，供货受阻，生产波动。跨国公司调整供应链结构，引发全球产业链重组，引发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革，这对中国供应链是严峻挑战，也是重大机遇。中国应做好企业、产业、城市、国家层面的供应链战略顶层设计，分类施策，推动供应链再造和智慧化变革，变危机为机遇。
　　三、中国对策
　　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确保中国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是一篇大文章。（一）把供应链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
　　2017年10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7〕84号），供应链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被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产业及经济的新型组织形态、商业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创新，许多企业、产业、城市积极探索，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供应链试点企业、试点城市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在供应链的创新与应用中，如何确保供应链安全，一直是供应链体系建设的重点，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病毒的全球性大暴发，使国内外供应链受到冲击，如何建设一个开放、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战略重点。
　　美国是把供应链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创者。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对于国防安全存在的威胁，同时维护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的绝对地位，继续在国际贸易中保持大国优势，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美国最早将供应链管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供应链安全政策主要聚焦于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等重要领域的关键产品和战略资源的供应等。
　　2007年，美国发布《加强国际供应链安全的策略》，2011年发布《美国及欧盟供应链安全联合声明》，2012年发布《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2013年发布《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实施计划》，2015年发布《白宫供应链创新计划》，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9月20日，特朗普发布上任后的首份《国家网络战略》，2019年7月，美国国防部依据《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制定《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2019年8月发布了《供应链安全战略》。美国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弹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经受并迅速从被破坏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美国关于针对特定威胁或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许多弹性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例如开发能够抵御网络威胁或其他干扰的信息技术系统、电力和能源供应链等。美国各部门和机构定期与国会接触，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保障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同时确保供应链系统安全。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供应链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引领全球化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推进供应链创新发展，有利于加速产业融合、深化社会分工、提高集成创新能力；有利于建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机制；有利于建立覆盖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等各环节的绿色产业体系；有利于加强从生产到消费等各环节的有效对接，降低企业经营和交易成本，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和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利于我国企业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
　　当前的国内与国际形势，中国必须有自已的全球供应链安全战略。什么是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安全是指供应链计划、研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回收等全过程、全方位，通过脆弱性识别与风险管控，将其受到威胁、损失或中断的风险，降低并保持在可接受水平的韧性与弹性状态。造成供应链不安全，既有内部主观因素，也有外部客观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来自：1.企业缺少供应链能力，纵向与横向资源整合度低，环节多、周转慢、效率低、信用差、缺人才、成本高，随时可能被挤出供应链系统。2.产业链不完备，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市场拓展能力，缺少战略资源与战略资本，产业集中度低。3.对外依存度过高，特别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4.国内市场吸引力减弱。5.国家政策调整。外部因素主要来自：1.一些国家实施歧视性贸易、投资、技术、人才、信息管制。2.用国内法代替国际法，使正常经济活动中断或受阻。3.严重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工厂停产，供需“断链”。4.网络攻击及恐怖袭击。5.局部战争以及地缘政治改变。
　　供应链安全风险有的是可控的，有的是不可控的。所以，无论是企业供应链，还是产业、城市、国家供应链客观上就存在一种脆弱性，所谓供应链“脆弱性”是指由于种种内外因素对供应链遭受不利影响及可能破坏的性质，这是所有供应链的客观存在，差异的是“脆弱性”的程度不同而己。
　　供应链安全是一个广义概念，主要是企业与产业安全，也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贸易安全、技术安全、国土安全、运输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等，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在所有的安全中，企业供应链安全是基础，产业与城市供应链安全是重点，国家供应链安全是根本。但核心是供应链的物理安全与网络安全。物理安全指的是供应链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的安全，供应链上下游商品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安全；网络安全指的是供应链网络中相关信息、数据的安全，包括软件与硬件安全。
　　怎么办？许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一个弹性与韧性供应链。供应链“韧性”是指供应链有足够强度的抗打击能力；供应链“弹性”是指供应链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具有的快速应对、弹性恢复及可持续运行的能力，有一个能够承受意想不到的破坏并从中迅速恢复、具有弹性的系统。当某一路径被阻断可以找到第二个路径，当一个供应商缺失可以找到备份的供应商，也可从一种资源整合方式调整到新的整合方式。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与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性暴发，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成了全球关注的热点，因此，供应链安全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并制定顶层设计，落实组织措施。
　　（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供应链是与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是供应链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在一个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发展，形成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全球流通、全球消费的总格局。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为此，他提出三点倡议：笫一，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第二，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创新发展是引领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对某些高科技产品断供，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打乱中国的全球供应链来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关税，断供，迫使许多外资企业离开中国，或到其它国家去寻找供应商，调整供应链结构，使一些美国企业回流到美国，实现再工业化计划。但实际结果并非美国政府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构建其供应链时，并不考虑单一因素，成本提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营商环境、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产业工人素质、配套体系、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一旦形成优势，很难改变。大家看重的是服务于中国市场，“中国生产、中国市场”已成为丛林法则。
　　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英国启动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第三次，皆由美国引领，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参与其中。全球治理体系初步建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美国依靠强大的工业、军事、科技、美元、文化实力，称霸世界。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向多元化发展，美国的工业、金融、军事、科技、文化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加上国内矛盾重重，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采取贸易战、退群等办法来扰乱世界。
　　从西方经济学的任何一个角度看，美国不可能放弃和真正反对全球化。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消费国，必须大力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毁掉全球化就相当于毁掉了美国的根基。只有依靠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美国才能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国攫取收益，以供养昂贵的民主福利体系。（三）坚持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大战，脱群，到处煽风点火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一直提倡与坚持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20年3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在出现攸关全人类命运的时候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合体共赢，运作的模式就是供应链，因为供应链是一种全新的组织方式，一种分工合作的治理结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