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现代供应链专家委员会成员 研究员 丁俊发
　　首先要界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什么是涉及全人类命运的，联合国主持下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大都涉及到了，比如贫富差距、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粮食危机、生化武器、贸易公平、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哪一个国家能解决的。就公共卫生事件来讲，除了具有成因复杂、发生突然、感染面广、治理较难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后果危害大的特点。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导致2500万至4500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1600万人的死亡人数。即便到了21世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仍然能够导致大量人员死亡。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使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家失去了一半的工作岗位，丧失收入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并引发社会骚乱。真实世界面临的威胁，并不比想象中的世界危机轻松。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挑战日益严峻，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眼下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波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演化为一场全球危机，威胁世界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冲击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版图。危难关口，人类只有克服自私狭隘的冲动，凝聚合力，携手抗疫，才能去守护共同家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其次，要明确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运作主体？很清楚，是全人类。但全人类生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史背景不同，文化渊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种矛盾交叉复杂，这是一个现实世界的真实。但自然界是多元的，因为多元，地球才精彩纷呈，人类界也是多元的，因为多元，全世界才充满活力。社会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使全世界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生存发展，共同利益维护着人类家园。现在有些国家从本国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伤害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这样必然加剧矛盾和冲突。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超越国家与区域界线、超越经济利益考量和科学技术竞争、超越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等的基础上，才能得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各个国家、各国民众的共同命运所构建的共同体，它所关乎的是人类作为物种的存续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的问题，所关乎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共同建设一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时代国际新秩序。（四）快速打赢病疫与灾害抗击战
　　在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首要任务是救援，人命关天，把人员的损失减到最小。第二位的是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生活。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党中央提的是全民抗战，打一场阻击战、保卫战。在抗疫取得实质性胜利时，及时提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有针对性加大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力度，更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用最短的时问快速打赢这场抗疫阻击战，尽快复工复产，己经成了确保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重要节点的经济战略保卫战。
　　就汽车产业来讲，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相关。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在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出口额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在华子公司对外出口占40%。这些跨国零部件一直在加大中国工厂“一处水源供全球”的力度。而疫情重灾区湖北，是中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零部件企业汇聚之地，上游供应链企业超过百家。产值占中国汽车产量8%，数千家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此，为全球供货。仅以武汉东风大道为例，就聚集了近2万家企业，营收总和达到万亿级。包括7家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零部件企业，每年汽车产量过百万。加上上海、广东、重庆、浙江等地，占据全国汽车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疫情使这些企业停工停产，使这些零部件首先在中国中断，进而加剧了国际汽车制造的震荡。《日本经济新闻》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来自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额约为3470亿日元，相当于“非典”暴发时候的约10倍，由于许多产品无法替代，新冠肺炎使丰田、本田等企业受到重创，有的正在考虑把中国供货产能转移到第三国。如果不能及时复工复产，德国、美国、韩国汽车行业也无法置身事外。
　　从国家来看，供应链不同环节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会受到较大影响。虽然德国的汽车生产环节并没有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但其终端销售与中国市场联系密切，增量部分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由于疫情直接导致汽车销售锐减，德国的汽车行业因此会受到冲击。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日本和韩国更多分布在供应链的上中游，而中国则更多是供应链的中下游，来自中国需求的短期减少给日本和韩国相关企业也带来直接的影响。而依赖于中国供应中间产品的国家，如越南，一些企业则直接面临了生产停滞的风险。澳大利亚近40%出口产品销往中国。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表示，如果到3月底疫情还未得到控制，该公司预计将下调对大宗商品需求增长的预期。
　　扰乱与打击中国的供应链，这是美国政府梦寐以求要做的事情。2018年10月份出台的《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与脆弱性》报告中，详细地指出了中国供应链对美国工业的所谓损害，导致将近300种漏洞。美国随后就会通过各种措施，把这些漏洞给一一堵上。中美贸易战是，新冠肺炎病毒也是，美国正在寻找一种腐蚀的力量，侵蚀中国制造的集群优势，削弱中国供应链的护城河。中国美国商会在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提高关税的影响，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战略（35.3％），或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制造工厂迁至中国境外。叠加美国政府压力与新冠病毒的影响，产业链与供应链重组难于避免。所以，现在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流行，内外同时掐脖子，供应链波动，加重了经济的窒息效应。中国面对的任务，不是战胜病毒那么简单，而是争分夺秒战胜，以尽快解除内外同时勒在经济上的绳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的时间越久，就是给西方足够的时间，去做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枢纽作用现实替代性的压力测试。一旦转移替代形成，我们很多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就会受损。所以，及时全面复工复产就成了当务之急。《财富》杂志认为，世界1000强企业中有94％经历了新冠病毒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疫情造成的停工拖延到3月以后，将会造成供应链的长期错位，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中国作为供应链重要一环的地位就会遭到冲击。结论是：中国必须与时间赛跑。
　　（五）夯实基础，苦练内功，提升国内供应链能力
　　确保国家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夯实基础，苦练内功，提升国内供应链能力是基础，是关键，是压舱石。
　　（1）打造企业韧性、弹性供应链
　　什么是供应链？供应链目前常用两个定义：一个是《物流术语》国家标准，“供应链是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与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另一个是2017年的国务院办公厅84号文，“供应链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为手段，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组织形态”。两者是一致的，从网链结构到组织形态是一个提升。从定义我们可清楚看到，供应链是企业的灵魂，经济学家樊刚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供应链战略已成为跨国公司的头号战略，优化供应链管理已成为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实施与不断优化供应链管理也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2018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前25位有5家中国企业，前100位中有22家中国企业，但由Gartner公司每年公布的全球供应链25强中，中国没有一家，在100强排名中，中国企业进入的只有3家，即联想（26位）、华为（35位）、海尔（41位）。在供应链管理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所以，要制定与完善企业供应链总体方案，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供应链韧性与弹性，全面开展供应链安全评估，增强免疫力。要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优化上下游供应链结构，创新商业运作模式，科技赋能，增长内在动力。（2）推动产业供应链智慧化变革
　　中国己经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重要节点。农业、制造业、流通业、建筑业、金融业、能源业、通讯业等等，要在产业链前端的科研与知识产权，已及后端的市场拓展与话语权上下功夫。对在国际上领先的优势产业以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要制定专门规划组织实施。在受到供应链安全风险冲击时，防止发生供应链成员过多的转移替代，造成产业重组中的高成本。要打造中国特色的供应链营商环境，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在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产业工人素质、配套体系、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海关效率、知识产权、跨境电商、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施策，实现从成本、资源躯动型供应链向效率躯动型供应链、资本躯动型供应链、价值躯动型供应链与市场躯动型供应链转型发展。二是要在生产能力与市场潜力上下功夫，形成国内生产与消费两大市场，市场足够大，是产业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保障。三是除一些战略资源保持较高对外依存度以外，对大部分高端产品大幅度降低对外依存度，通过科技攻关，实现进口国内替代。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的《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2018年中国排26名，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海关与边境管理清关的效率、贸易与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安排具有竞争性价格货运的便利性、物流服务的竞争力与质量、追踪与追溯货物运输的能力、货物运输在既定或预期交付时间内的到货率等六大指标中，中国的软肋特别明显，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定时定质赶超世界水平。（3）夯实城市供应链安全体系
　　在互联网与物联网时代，人们开始研究与打造智慧城市，规划设计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弹性化城市总体方案，实际上一个城市的管理，是“五流”即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文流等各种资源的优化组合，以实现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运作流程的最优化。经济学家波特提出，城市竞争力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中国城市基本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有些城市已向创新导向转移。城市的情况千差万别，城市供应链战略有共性，更有个性，正因如此，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水平与风格。
　　每个国家都以中心城市或城市集群为经济纽带，以带动全国经济，包括“三农”的发展。城市运作如何至关重要。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9.58％，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达到70％才稳定下来，城镇化过程中，交通、教育、医疗、住房、老龄化、就业、恩格尔系数、物价等等都要统筹，特别是发生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打造应急体系，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供应链协同。不仅涉及经济发展，也涉及社会发展。不仅涉及到城市内部资源整合，也涉及到与外部城市以及城乡资源的整合。（4）完善与再造国家供应链
　　——建设应急供应链大协作平台
　　完善应急供应链保障体制与法律法规，使应急供应链保障在体制机制、指挥流程、协同机制、职责分工上有法可依，使军、地、政、企在力量与资源融合上有操作标准，使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责权利清晰可追溯；建立国家应急物资保障大数据平台，全面提升应急物资保障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物资储备专业化与社会化的有机结合，建成国家、地方、军队、企事业单位甚至家庭的一体化储备体系；加强应急物流网络建设，充分发挥铁路、公路、航空、水路、邮政快递、仓储配送的比较优势，促进彼此有效衔接、互为补充，形成组合优势，构建立体、综合、现代的应急物流网络；加强应急供应链体系的技术支撑，探索构建区块链化的灾害应急体系，大幅度提升灾害恢复的效率和效益。
　　——强化数字供应链新基建
　　提升国家供应链竞争力，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之一。这次与新冠肺炎病毒，暴露不少技术短板，供应链系统软实力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集中度低，碎片化严重。所以，要加大对供应链全球竞争力提升的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信息追溯等加大投入，安排一批重大研究与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扎实推进供应链创新中心建设，形成综合运输体系，实现供应链硬件与软件的系统升级，最终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
　　——以“一带一路”供应链为载体，探索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模式
　　全球供应链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治理模式。经济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供应链所追求的目标。而“一带一路”是全球供应链的有效探索，实践己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受到沿线各国的广泛欢迎并已取得实质性的推进。
　　要明确提出“一带一路”供应链的概念，不仅关系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科学运作，更要贯彻开放、高效、稳定、安全、绿色的理念，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把握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球供应链枢纽
　　市场足够大，是产业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利用国内巨大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市场，吸引发资外商，做大做强全球供应链重要节点；要利用好“一带一路”通道与经济带建设，扩大经济合作规模。中国是全球最大也最有潜力的市场，一看进出口贸易总额，2019年为45753.0亿美元（31.5万亿人民币），其中出口24984.1亿美元，进口20768.9亿美元，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二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为41万亿人民币，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三看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2018年为73万亿人民币，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市场国。这三组数字反映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是打造全球供应链的最大吸引力。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特别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暴发，将对世界发生重大影响，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要有充分准备，有“预”的思维，“防”的戒心，“备”的充分，未雨绸缪，打有准备之仗。毛泽东是一个伟大战略家，他留给我们许多智慧，古代的《孙子兵法》，给后人留下取之不尽的财富。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大国，但不是强国，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建经济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一定会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2020年会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最低的一年，也有可能出现负增长。经济全球化迟缓，甚至出现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治理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美国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是选择合作还是对抗，关系到世界的命运。中美关系主导着全球关系，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是一种大国担当。全世界各国领导人也有足够的智慧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2020年4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