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鸣
　　二是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疫情催生了以无接触服务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线下场景线上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今年前5个月，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的情况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仍保持较快增长，已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后疫情时期，线下服务将逐步恢复发展，线上服务等新业态将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发挥我国消费互联网领先优势，针对服务业部门差异性大的特点，建立数据规范和标准，鼓励不同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零售、配送服务等业务流程全链条数字化，将形成我国服务业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三是推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金融领域渗透，产生了网络贷款、智能投顾、智能客服等新的业务模式，比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面向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新的服务模式，为金融创新开辟了新路径。当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企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并在网络支付等领域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加大研发强度和投资规模，推动数字化转型。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应抓住机遇，加快银行借贷、支付清算、理财等业务数字化转型步伐，以全方位提高金融业数字化水平和经营效率。
　　四是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疫情期间，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智慧城市、交通管理、农产品供应链、物流配送、灾难预警、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方面数字化应用迅速发展。疫情后，可应用已有成果，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加快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和数字社区建设。比如，上海正在推进的“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就是新鲜范例。这对打通政府各部门数据屏障，实现数据开放共享，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从根本上说就是服务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比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除了可以发挥投资带动效应外，还极大突破了产业间相互联系的时空约束，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更强大的支撑作用，将对“数字复苏”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发挥数字经济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的引领作用，必须采取更有力举措。
　　当然，也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短板与挑战。比如，关键核心技术不足，高端芯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工业软件领域还有空白。数字技术在不同产业间的应用差异较大，生活服务业数字化进程较快，而制造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加之数据产权缺乏清晰界定、平台监管能力不足、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不高等，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制约。发挥数字经济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的引领作用，必须采取更有力举措。
　　第一，制定“数字复苏”发展战略。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进行战略规划，引导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与企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合力。
　　第二，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传统基建中，政府是主要投资方，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在新基建中，要鼓励市场主体广泛参与，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更好对接终端需求，提高投资效率和技术先进性。
　　第三，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研发投入和攻关力度，解决基础软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同时，也要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新兴前沿领域提前布局。
　　第四，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造，发挥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
　　第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监管不仅要关注数字平台的行为，更需要关注竞争机制是否有效、竞争秩序是否有序，同时也要注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对数据产权的合理界定。对个人数据、政府数据及商业数据的产权进行分类界定，促进数据安全自由流通，为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创造条件。
　　第七，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通过高等院校调整专业设置、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等手段，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储备。
　　可以预期，数字经济将开启我国经济新一轮周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完）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