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
长三角有望成为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酝酿，需要技术研究范式的突破、大量专业性工具的出现和产业商业场景的应用。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创新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
　　长三角地区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创新链、空间链等融合方面一直走在前沿。但在加强政府创新投入的同时，更要注重市场化手段和力量，尤其要借助金融的手段来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即科技金融化、数字金融化、产业金融化、区域金融化，来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其中，数字金融化在发展过程中正在呈现新的态势和模式。数字化给生产组织、商业模式带来了诸多变化，柔性的生产开始出现，生产资料开始共享。银行的服务主体从一个个法人转向一个一个整体的行业、产业链、集群等。这也对银行整体的评估、授信能力、框架构建，提出了新的需求，倒逼金融服务创新。目前来看，我国产业金融的基础条件很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接近40万亿元，占到GDP的38.6%。这也给数字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赛道、新的机遇。
　　金融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服务长江经济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产业是发展的机体，科技是发展的大脑，商业是神经，金融则是血液，构建数字化产业集群生态系统，金融将发挥重要作用。而如何开发金融应用场景，促进产业、数字、金融的良性互动，将是长三角地区需要率先突破创新之处。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兰建平：
新经济、新技术、新变革呼唤制度与理论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变迁，我国要高度重视基础制度创新与理论成果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演变推进，也是规则的变化。在2008年之前，中国在规则和制度的全球化参与中，往往以加入国际组织的方式参与国际规程的制定。在2008年后，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在全球占比越来越高，中国掌握的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也越来越高，在主导规则、重构规则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基础制度创新、展现全新的中国形象，成为当下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随着技术演进到经济变迁、规则变迁，中国应当关注经济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共同示范区，在双循环新格局中，也将从网商时代向云商时代转型。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内需市场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政府而言，我国也应当引领政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生产力的改变一定会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也会带来经济的上升，国家近两年高度重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发布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文件，引导部门从“各自为战”到“大综合一体化”，建立统一支柱。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新技术带来的新变革也呼唤着新的理论成果。理论工作者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来真正地彰显道路、实行制度，寻找我们新的生产函数与资产函数。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研究所所长孔令刚：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任务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前景良好，也是大势所趋，但仍然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不是短时间就能克服的。一体化发展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短期化、地方化、碎片化等倾向。
　　长三角区域，可以在很多方面率先做出很多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区域的率先实现提供案例。具体而言，可以更大力度探索跨越传统行政边界的新型经济区域构建方式，更大空间范围探索统筹资源和优化资源配置，建立要素跨省流动利益兼容机制，协调各个省、市的产业发展和要素流动，增强跨省投资和产业链跨省布局等的协调性，增强政策协同、深化分工合作，产生更有效率的一体化成果，以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层面对长三角区域的定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级三区一高地”，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这个定位是比较高远的。结合当前的面临的三重压力，我认为可以进一步细化，提出‘三个探路者’和‘二源二区’的新任务，“三个探路者”，具体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探路者，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探路者和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路者。
　　长三角区域发展到了要更大力度统筹区域政策体系，重塑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阶段。三省一市要各扬所长，拉长长板，贡献长板，攥指成拳形成合力，让“地理近邻”变成“产业近邻”、“公共服务近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