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
　　论文摘要：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然而印度却在独立之初对南亚国家展开经济援助。计划行为理论可以解释印度独立初期的制定对外援助政策的动机。该理论可以从态度，主观社会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解释了该研究困惑。
　　关键词：印度 对外援助 计划行为理论
　　独立之初的印度积贫积弱，人均年收入仅仅为43美元，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带着讨饭碗的大国形象”。那么，按一般经验，印度在国际援助体系中应该作为受援国。然而印度却积极对尼泊尔、不丹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本文认为，计划行为理论可以解释印度这一行为的动因。
　　一、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
　　1991年，Ajzen又发表了《计划行为理论》一文，这标志着计划行为理论的正式提出。计划行为理论包含五个变量：自变量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中介变量是行为意向；因变量则是行为。
　　态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情感态度，二是工具性态度。情感态度是指个体是否愿意执行某种特定行为。工具性态度是指行为者对执行行为结果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主观规范是指个体所面临的的社会压力。个体在进行行为决策时，会考虑到他人或其所在的团体对其行为的看法，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就做某件事情能否成功的判断。
　　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决定了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决定了是否进行某项行为。计划行为理论的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根据该框架可以对印度对外援助的逻辑提出假设。印度对外援助背后的动因为对外援助的行为意向，而对外援助的行为意向又由印度对于援助行为的态度，印度所处国际社会的主观规范，以及印度对援助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决定。
　　二、印度对外援助的概述
　　1.印度对外援助的主要机构
　　印度独立之初，负责对外援助的机构主要为外交部以及其下属的司、处负责。1947年，印度的外交部初具雏形；后来，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经验，印度外交部也逐渐建立起成熟的分工体系。1964年之前，印度外交部由尼赫鲁负责。外交部下属20个司，分别负责印度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外交关系。
　　此外，印度外交部中也有专门负责对外援助的机构。印度独立之初，就在外交部设立了ITEC和IC-CA两个援助机构。ITEC有五项职能：一是对援助国进行培训，二是开展援助可行性咨询，三是派遣专家，四是科研工作，五是自然灾害救助。而ICCA负责文化交流，会设立留学生奖学金项目，为受援国的青年学生来印度留学提供机会；也会设立人文交流项目，邀请外国学生、教师、作家和艺术家来印度做文化交流。
　　印度的财政部在印度经济援助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印度财政部负责核算，评估对外援助政策。印度独立之初的对外援助机构可如下图所示：
　　2.独立初期印度的对外援助对象
　　（1）印度对尼泊尔的援助
　　首先，在基础设施方面，印度在加德满都援建了特里普文国际机场。1957年，印度援建了尼泊尔第一条高速公路——特里普文国道。此外，柯西水坝和悉达多高速公路也是印度对尼重要的援建项目。
　　第二，在资金援助方面，早在1958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就按照《科伦坡计划》的要求向尼泊尔提供10亿卢比的援助。而1960年到1961年间，印度向尼泊尔提供了1.8亿卢比的援助。
　　第三，在援助机制上，印度于1954年在尼泊尔设立了援建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同尼泊尔的援助资金管理协调机构相互配合，从而对印度在尼泊尔的经济援助项目进行监督和协调。
　　（2）印度对不丹的援助
　　首先，在资金方面的援助方面，印度在1950~1960年这十年期间每年为不丹提供300万卢比的资金援助。
　　第二，在基础设施援助方面，在不丹“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向不丹援建了900公里公路；1962年印度援建了将不丹西部和孟加拉边境上的不丹城镇庞措林连接起来的公路；此外，印度还帮助不丹建设水电站，农业和畜牧业基地并协助不丹探测林业和矿产资源。
　　第三，在军事方面，1959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和不丹达成军事援助的协议；1961~1962年，印度向不丹派遣了4000人左右的训练团，帮助不丹训练军队并提供军事装备，在哈宗设立了高级军官训练中心。
　　第四，在教育方面，在不丹“一五计划”期间，印度曾协助不丹建立了49所公立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和职业学校；此外，印度和不丹政府达成协议，不丹可以每年向印度派遣500名留学生，而印度也会向不丹派遣教师。
　　总之，印度的对外援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印度的对外援助不仅重视“硬实力”，也重视“文化软实力”的输出。第二，由于外交部完全被尼赫鲁所掌控，印度的对外援助带有浓厚的个人价值观色彩。第三，印度的对外援助并非完全以资金的形式，而是呈多样化。第四，印度独立初期的对外援助对象以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
　　三、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的印度对外援助
　　印度在独立之初积贫积弱，但是却主动援助南亚发展中国家，这种行为的动因可以从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进行解释。
　　（1）印度的态度
　　印度的态度包含情感态度和工具性态度。从情感态度上来看，印度的宗教文化为印度独立初期的对外援助提供了推动作用。印度教认为，“大家都是兄弟 （universal　brotherhood）”；印度第一任总统普拉萨德也提出“印度和尼泊尔是一种超越肉体的精神关系”。印度教思想使印度对于南亚各国抱有相对积极的情感态度，那么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印度会放大对外援助的优点。
　　从工具性态度上来看，首先，对外援助可以协助印度实现其南亚霸权。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是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很明显，独立之后的印度认为印度理所应当继承英国在南亚的全部殖民地。而印度的对外援助，恰好能够加强对这些殖民地的控制。例如，不丹的国内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的经济援助。不丹的石油、天然气、矿石等重要资源全部来自印度，不丹水电资源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印度。1964年4月，始终坚持走独立发展道路的不丹国王吉格梅·多吉在印不边界地区被暗杀，而且印度还直接中断了对不丹的经济援助，这些都体现了印度希望直接控制不丹。而印度对尼泊尔援助也是为了增强对尼泊尔的控制。尼赫鲁曾表示，援建尼泊尔的机场和公路是出于防务和民用两重考量；高查尔机场仅适合起降印度当时装备的战斗机，而特里布文公路是跨国公路，使得印度军队能够迅速地从印尼边境调入加德满都。这些都说明印度对外经济援助主要是为了获取政治利益。（2）印度所面临的的主观规范
　　所谓主观规范，在于印度所处的国际社会对印度选择对外援助具有推动作用。
　　印度独立初期所考虑的主观规范是英联邦成员身份和科伦坡援助计划。
　　印度当时仍然为英联邦国家的成员之一；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有英国留学经历，印度也全盘继承了英国在内政和外交上全套逻辑。这些证据都说明英联邦国家这一身份对印度的行为与思想密切相关。而科伦坡计划是1950年英联邦国家内部讨论的一项经济援助计划。1950年9月，英联邦各国界定了受援国和援助国的身份并规定了每年援助的资金份额，英国为300万英镑，印度为75万英镑。这些都表明主观社会规范对印度援助动机有决定作用。（3）印度的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印度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对外援助这件事情进行成功。换而言之，印度的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和对自身“大国”身份的界定决定了印度在自身刚刚独立的情况下选择对外援助。
　　印度的自信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印度的历史。古印度文明建立于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前，在此期间，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游牧文明和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的农耕文明相互结合，从而产生了“哈拉巴文化”，也就是古印度文明。古印度文明的范围极广，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锡金、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此外，印度在历史上曾经一度辉煌，建立过孔雀王朝、莫卧儿帝国等大型帝国，基本对南亚完成了统一。这些历史因素使得印度将南亚视作自身的势力范围，那么印度加强对南亚地区的控制也是理所应当的。
　　第二，印度的地理环境。印度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南亚的中心，即使其他南亚国家加在一起也无法与印度的实力抗衡，这使得印度具有自负心理。印度认为自己能够作为南亚地区的领导者。
　　第三，印度的传统思想。印度的“曼荼罗思想”和周边外交密切相关。“曼荼罗思想”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以印度为核心的同心圆，印度对于其他国家应当采取“远交近攻”。“曼荼罗思想”依然将印度视作重要的中心国家，这种思想也是印度具有大国情结的决定因素之一。
　　总之，印度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传统思想促成了印度的大国情结和对自身实力的自信，那么对于南亚地区的援助，印度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好对周边国家的援助工作。
　　四、结论
　　印度为何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依旧选择援助南亚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计划行为理论为这项研究困惑提供了一种解释。印度对于对外援助具有正向的情感性态度和工具性态度，此外，科伦坡计划等主观社会规范也推动印度援助南亚国家，第三，印度的知觉行为控制体现在印度的大国情结和自信，印度认为自己有能力援助南亚国家。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印度对外援助的行为动机，进而使得印度做出了对外援助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梁洁筠、华碧云：《印度建国方略刍议》，载《南亚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20页。
　　[2]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载《心理科学进展》,　2008年第16期，第315~320页。
　　[3]谢超：《印度政治制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2年版。
　　[4]唐露萍：《印度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载《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9期，第50~56页。
　　[5]戴永红、张婷：《印度南亚援助政策的理念、实践与趋势:从“古杰拉尔主义”到“莫迪主义”》，载《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第73~105页。
　　[6]胡勇：《国际发展援助转型与印度对非发展合作》，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33期，第131~156页。
　　[7]石孟群:《尼赫鲁时期印度与不丹关系研究（1947-1964）》，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38290.上网时间：2023年9月26日。
　　[9]陈宇:《印度与不丹国家间“特殊关系”:过程、动因与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1期，第59~79页。
　　[10]　Subrata　K.Mitra,Srikanth　Thaliyakkattil,“Bhutan　and　Sino　　In-dian　Rivalry:The　Price　of　Proximity,”pp.240~260.
　　[11]朱鹏飞：《不对称相互依赖视角下尼泊尔-印度安全关系研究》，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12]孙建党：《科伦坡计划及其对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援助》，载《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第20~25页。
　　[13]郑汕：《印度战略文化与国防政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林海虹：《印度战略文化评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简介
李宁，汉族，（1998-），北京海淀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外交邮箱:　liningUI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