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丹建广本报记者 常河山
　　一年中，有20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在外出差。
　　每天，电话总在响、客户见不完、路上总在赶……
　　包里始终装着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同行间的交流、工作上的思考以及业务上的安排……
　　有时候，临时想起什么事，除了在笔记本上记录，他还给自己发微信。
　　这些事儿，说的都是京冀工贸总经理郑文龙。
做事细
　　阳春三月，温暖的海风吹拂着，京冀工贸天津库道边的花株吐出了嫩芽。
　　这些年来，天津库的经理康少波，没少跟郑文龙打交道。“他关注细节，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康少波说，“每次来库里，郑文龙总是在货场上转来转去，转半天之后，就找我提管理改进要求。”
　　有一次，郑文龙从货场回来，找到康少波问：“康总，整理货垛用的铲车，能不能把铲斗更换成尺寸更宽的？”
　　康少波一时没有明白郑文龙的用意。“现在铲车的铲斗宽度太窄，整理垛位时，一铲推过去，因为铲斗只是推走了车前的焦炭，而靠近车轮的焦炭块没有推走，这样会造成车轮碾压。”郑文龙说，“要是换成宽铲斗，推进宽度超过两侧车轮，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听郑文龙这么说，康少波笑了，“碾碎那么一点儿焦块，能有多大影响？”“多大影响？”看到康少波的不解，郑文龙严肃起来：“打个比方说吧，这一块焦炭本来值两块钱，压碎成焦粉之后，连一块钱都不值了。”
　　记者了解后得知，到钢厂，焦粉的价格大约是焦炭价格的40%。比如，1月份到下游钢厂的焦炭价格约为1800元/吨，焦粉约为720元/吨。
　　对于一个年流转规模近150万吨的货场来说，控制不好焦块碾压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怪不得郑文龙如此在乎！
　　京冀工贸乌海办事处的周强说，郑哥（郑文龙）把每块焦炭都看成了自己的心头肉。“看到货场上被碾碎的焦炭块，他总说‘这要是你家里的东西，你舍得碾成这样吗？’”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康少波直接联系了广西柳工产品设计院。
　　两个月之后，用于整理垛位的铲车铲斗宽度，从3米改到3.4米，最后改成了3.8米，每侧超过车体宽度25厘米……“现在情况怎么样？”
　　面对记者的问题，康少波开心地笑了：“效果很好，碾压情况很少了！”
　　广西柳工反馈的信息说，这么宽的铲斗，在整个华北地区，只有京冀工贸的焦炭货场上有。
　　郑文龙的细致，还体现在对仓库货垛的苫盖要求。
　　在京冀工贸天津库，近40个货垛，在16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摆开。有些货垛长约30米，宽约20米，高约4米。
　　如此规模，若苫盖不妥，苫布被大风吹开，遇上下雨之后装船，就可能导致发到钢厂的焦炭水指标超标。本来是干熄焦，若含水超标严重，钢厂便会按水熄焦价格结算，就会吃大亏。
　　焦炭贸易领域曾流传这样一个案例：一家做焦炭的贸易公司，在集港装船的过程中，下起了暴雨，引发集港货垛淋雨，加上货船舱门故障关不上舱门而灌雨，结果导致发到钢厂焦炭水指标高至3.4%（合同要求水分3%以内），一船货损失了100多万元。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儿，郑文龙每次到仓库，都会叮嘱管理人员加强货垛科学苫盖。
　　康少波说，郑文龙要求他们要确保苫布质量不老化，苫盖货垛时，两块苫布间边缘重合不得少于20厘米，增加固定苫布绳索密度，合理布局固定重物袋并增加数量，确保大风刮不开苫布。
　　除了千叮咛万嘱咐之外，郑文龙无论到哪个港口做调研，心里都还惦记着观察货垛苫盖情况，一旦看到谁家的货垛苫盖方法更好，就立即拍照或拍视频，发给康少波，让他们学习借鉴。
　　与记者谈起此事，郑文龙立刻拿出手机，打开视频，“你看人家苫的货垛，绳索绷得像纵横交错的方格，一根绳子上栓很多重物袋，这么压住，风再大也吹不开苫布。”
　　在广西梧州和湖北武汉出差的日子，郑文龙还在电话中问，“天津仓库买没买绳子？”。
业务精
　　“老郑不仅做事心细，而且业务能力强。”说起郑文龙，京冀工贸天津办事处的赵少鹏说，“从焦化厂的上游煤，到焦化厂生产、焦炭各项指标，到短驳、长途货运，无论汽运、火运、水运，再到钢厂原材料的存储等各个环节，他都谙熟于心。”
　　“在仓配管理、取样指标等各个环节，我们都有一是一。”赵少鹏两眼闪着光，诙谐地说，“不敢‘忽悠’他，每一个细节他都熟悉，你只要做得不合理，根本躲不过他。”
　　不只是赵少鹏，了解郑文龙的人，以及他的同事们，也都说“老郑各个环节都‘精’得很。”
　　“少鹏和另外几个同事也都很棒。”郑文龙眼神里流露着坚毅，“毕竟大家都是从什么也不懂，一步步走到熟悉业务的。”
　　大学毕业后，郑文龙来到京冀工贸，先做了一个时期的钢贸业务，熟悉了钢贸的上下游，也熟悉了钢厂的生产、原材料采购等相关情况。后来做焦炭业务，钢厂成为郑文龙服务的下游客户。曾经积累的钢厂原材料采购信息网络，无疑也助力了郑文龙做焦炭业务时，对行情趋势的判断。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郑文龙说，刚做焦炭业务时，自己也是“两眼一抹黑”。路，需要自己摸索，于是郑文龙就和同事一起去港口买货，去上游焦化厂一个个跑。
　　郑文龙和同事先开车去了山西。
　　给焦化厂门口的保安递支烟，要个销售的电话，就先打电话问问采购量和价格方面的事儿；有的焦化厂，门口保安直接说“没有电话”，连厂门都进不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最难的。”郑文龙说，“没有渠道，没有资源，也没有认识的人。”那就用“笨功夫”不断拓展资源——去上游焦化厂跑，找朋友介绍；在港口，遇到同行，就跟人家聊聊天，多打听一些信息；多交朋友，多交流，多拉几个行业微信群。
　　有了一些行业群后，就可以即时关注到群里讨论的行业信息，如价格变化、货源是否紧张、库存大小等情况。
　　从2016年开始涉足焦炭领域至今，郑文龙的足迹遍及山西、内蒙古、宁夏、山东、青海和新疆等地的30余家焦化厂。所到之处，他都全力以赴、深入了解与焦炭相关的煤、焦、运、配、仓储、行情等信息，每天把关键信息梳理复盘，用笔记录在本子上。
　　“这些年来，估计郑文龙累计有十几个笔记本。”赵少鹏说，“无论走到哪儿，他包里总带着笔记本；他不仅自己记录，还给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个本子，要求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细心看、仔细想，还要认真记、灵活用。”
　　果不其然，当记者与郑文龙面对面交流时，他随手就从包里拿出了一个深蓝色的厚厚的16开笔记本，准备记录。
　　“这本子都记些什么？”记者也心怀好奇。
　　郑文龙随意翻开其中一页，密密麻麻都是数据；翻开另一页，有的是行业信息，有的是同行交流要点……
　　所有能力的提升，都是积累的结果。不用扬鞭自奋蹄。十年如一日，日积月累，郑文龙开始踏上行业的高原，正奋力向高原上的高峰挺进。
　　有一次，一个焦化厂的负责人与郑文龙交流业务，摆出了自己的生产成本，表示无法下调价格。郑文龙根据自己了解到的入炉煤成本、焦炭成本、化工产品市场情况、运输费用、下游钢厂的生产及钢市行情、经济形势大小环境等，条分缕析。
　　该负责人细细听完后，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两人随即达成了根据市场行情合理调整焦炭价格的共识。
　　赵少鹏说，郑文龙的业务能力，不只是上下游的议价，而是一种综合能力体现，是他对整个焦炭供应链各环节、各细节的极其熟知；有了这些基本功打底儿，“老郑最厉害的就是行业账算得‘精’”。
　　在郑文龙看来，京冀工贸的员工，几乎每个人都可独当一面。高水准的业务素养，让京冀工贸的业务能力、服务水平与企业品牌，在圈内声名远扬。
　　有一次，京冀工贸的林辰曦去山西出差，有位焦化企业的负责人说，早就听说你们做得好，一直没联系上。
工作“拼”
　　说起工作的风格，同事王春雷、于亚涛、周强和赵少鹏，给予郑文龙一个字——“拼”。“我们给郑哥打电话，80％的情况，都是通话中。忙完后，他再给我们回电话。”王春雷说，“他（郑文龙）除了电话多，就是机票、火车票多，每个月要去很多地方出差。”“你一年有多长时间在外出差？”记者问郑文龙。“2024年出差时间，200天左右。”郑文龙说，“之前更多，有的年份，出差天数近300天。”
　　3月23日晚上，刚从武汉回来的郑文龙，坐在记者对面说，“2月份，出差20多天；3月份，出差时间也得20多天。这不，明天要去山西了。”
　　因为总有电话打给郑文龙，采访总是一次次被中断。
　　提起郑文龙，赵少鹏总笑着调侃——手机永远在响，客户永远见不完，路上永远是“赶”。
　　约郑文龙采访时，第一次约，他去了郑州；第二次约，他“刚在广州落地”，之后去了广西梧州；第三次约，他在视频里笑着说——这里是武汉。3月24日，去山西太原后，可能就奔赴内蒙古……
　　背包，就在肩上，说走就走。
　　2022年4月，于亚涛第一次跟随郑文龙到乌海。
　　一踏上乌海的土地，郑文龙就带着于亚涛奔向蒙西，接着去海南区，之后就赶往鄂尔多斯……去上游企业熟悉情况，一站接一站跑，一圈下来就是200多公里。
　　一大早就赶到企业，看昨晚出了多少焦炭；与经营负责人沟通货量；观察各个客户提货情况；与销售的人交流，了解市场行情、供货量；谈采购合同、议价；问销售，如果采购量大，可以优惠多少……“天天如此！”于亚涛说，“一口气就跑了半个月。”
　　“然后呢？”记者问。
　　“半个月之后……”于亚涛回忆，“郑哥把我留下，让我自己跑上游企业，他又去了别的地方。”
　　路上，伴随郑文龙的，有繁忙的业务，有蓝天白云，有清风明月，还有大海星辰……
　　郑文龙有多“拼”？
　　要么在出差，要么在跟同行交流，要么就在打电话安排工作。
　　在天津采访时，赵少鹏说，自己的手机总是被老郑打来的电话“轮番轰炸”。在内蒙古采访时，记者发现，王春雷和周强的手机也是同样的“遭遇”。
　　记者问他们：“郑文龙平常都在哪？”
　　“不知道！”他们都大笑，“不管他在哪儿，他的声音随时都可能飞到我们耳朵边儿。”
　　“昨天，老郑打了12个电话，”赵少鹏翻着通话记录，“这是少的，多的时候，会打来20多个电话，时间长短不定，都是业务上的事儿。”
　　最让大家难忘的，就是年前那次“深夜视频会议”。
　　于亚涛说，视频会议本来定在晚上十点钟开，“后来郑哥那边有业务上的事儿，就说等等吧，这一等就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视频会议，从晚上十一点半开始，一直开到了凌晨两点多。
　　第二天再开会不行吗？
　　“当然不能了！”赵少鹏说，“第二天又有别的工作要干，白天大家都特别忙。”
　　有一次在餐厅吃饭，记者与郑文龙坐到一个餐桌上。一顿饭的功夫，郑文龙连打带接三四个电话。两部手机在手上换着用。
　　“你手机是不是经常发烫？”
　　郑文龙大笑，“在冬天，两个手机，都当暖手宝用。”
　　有时在凌晨一点多，于亚涛的手机还会响起来，是郑文龙问业务上的事儿。早上八点钟左右，赵少鹏的手机便会被郑文龙的来电唤醒。
　　至于在群里随时进行的视频交流，早已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3月23日，采访结束的那天早上，不到八点钟，就听到赵少鹏在接电话，说焦炭取样、水灰硫和强度指标的事儿。
　　没错，郑文龙的电话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