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王兵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时强调，“打关税战没有赢家，同世界作对，将孤立自己”。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将国别间的贸易顺差（逆差）问题简单化为关税问题，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问题简化为零和博弈问题，不仅难以实现其预设的政策目标，更可能通过扭曲资源配置、抑制技术扩散、人为重塑产业链布局、引发报复性关税和非关税反制等多重路径，破坏全球产业链循环的生态，将世界经济引入动荡不安和衰退之中。
　　其一，“对等关税”政策动摇了全球产业链贸易的制度根基。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运行，高度依赖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非歧视性原则和互惠原则，既维护整体规则的权威性，又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诉求。然而，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却试图以强制标准替代原有的多边贸易制度框架，这种简单化处理将引发三重连锁反应。一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威慑效力将减弱。二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议价权利被实质性削减。三是经济规律的引导作用被减弱。
　　其二，“对等关税”政策扭曲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要素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演进过程，并进一步发展到当前以要素为界限的分工模式。通过“对等关税”手段人为否定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异质性特征，必然会产生三重资源配置扭曲。一是知识要素的跨境协同创新网络面临破裂风险。二是劳动要素的空间配置被迫割裂。三是资本的价值取向出现异化。
　　其三，“对等关税”政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权利。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
品牌溢价与金融霸权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依赖资源禀赋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参与国际大循环。美国以货物贸易平衡与否评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整体获益高低，并以此为由推行“对等关税”政策，是极其片面的做法，不仅损害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权利，使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跃迁的进程被政治权力所阻断。
　　其四，“对等关税”政策会使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付出巨大代价。理论上看，“对等关税”通过人为抬高贸易壁垒，可能迫使跨国公司加速缩短供应链，进而推动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化重组，或返回美国本土生产。如技术密集型产业会趋向于“俱乐部化”，形成以技术标准壁垒为护城河的排他性联盟；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选择近岸外包，催生区域性产业飞地。
　　其五，“对等关税”政策会造成全球产业链贸易福利的几何级损失。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选择性地忽视了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利益与长期存在的巨大贸易顺差，尤其是其在高附加值服务领域近乎垄断的格局，同时也忽视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生产商和消费者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获得的福利效用水平的提升。
　　总之，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是试图通过关税杠杆重构全球产业链的举措，这一举措不仅违背经济规律，更会引发全球产业链连锁风险，把世界经济拉进衰退轨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品性质与安全稳定，需要摒弃“逆差即损失”的重商主义思维，坚持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规则协商，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