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底，广州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力争达40％以上。此外， 《意见》强化了生活垃圾的源头控制，要求加大 “限塑令”执行力度，探索建立快递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减少包装性废物。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我国网购规模迅猛增长。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同比增长28%，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一，包裹快递量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据有关数据测算，去年全国快递业消耗包装箱192亿个、编织袋58亿个、塑料袋150亿个、胶带300亿米。随着快递业务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快递包装物的消耗量将不断增加，由此造成的包装性废物垃圾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在此之前，已经有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尝试快递包装物的回收。比如，2017年3月，顺丰快递成立包装实验室，启动研制可循环利用快递包装。去年8月，成都多家电商物流公司试点快递包装回收业务。今年3月，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启动了 “回箱计划”，在北上广深等十个城市全面开展快递纸箱回收行动，然后将回收的纸箱送至纸厂，废纸箱被加工成新的纸箱。由此不难看出，快递包装物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已经在市场中起步。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市场行为既为快递包装强制回收探索了经验，同时也揭示了问题——虽然快递包装回收的市场行为不断涌现，但却没能像共享单车一样短时间内铺满街头。原因或许在于，一方面，电商为了获得良好口碑，不惜用廉价材料重复包装，而快递企业一般以商品重量计费，快递的商品越重收费越高，由此导致商品过度包装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如果由销售者或者销售平台、快递企业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长期从事快递包装物回收，势必会增加销售者或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快递包装回收的市场表现虽此起彼伏，却往往不可持续。
　　在这种情况下，快递包装回收就需要有政策约束和引导。比如在德国，包装法规定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任何材料的生产实体都要对材料在达到使用寿命后而产生的废弃物负责，并自行承担回收费用，或者向回收利用系统付费，由后者代为回收。而美国很多州则是根据企业包装回收利用率的高低，适当免除企业相关的税收。显然，有了奖惩政策，绿色包装的推行也好，包装物的回收也罢，都会向着更节约型和环保型转变。
　　2018年5月1日起实施的 《快递暂行条例》规定，鼓励企业回收包装材料，以实现包装材料的减量。然而，只有鼓励似乎还不够，建立快递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需要更明确的奖惩政策配套。回收主体怠于履行责任，将受到怎样的市场惩处；回收主体积极履行责任，能不能得到税收等方面的惠顾，以平衡由此增加的运营成本，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只有理清了责、权、利问题，强制回收才会有效落地。 （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