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羽木
　　日前，杭州东新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发布文件称，鉴于在未经协商情况下，丰巢将从2020年5月6日开始向快递柜使用人收取超时保管费，业委会认为此举损害了小区业主的利益，在丰巢快递柜给出解决方案之前，业委会决定自快递柜正式收取超时保管费之日起暂停启用。
　　小区业主委员会以暂停启用的方式来“抗议”丰巢的“超时收费”，这是“市场”对于该收费政策最直接的立场表达。
　　经历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都明白“免费往往并不是最好的”，而以收取超时费来倒逼提升智能快件箱的运转效率，也符合消费者的整体利益。但是，12小时后就算超时，这个时间单位到底是如何测算出来的？它是否公平？这一点，相关企业的确有必要给消费者一个合理解释。
　　去年10月开始施行的《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明确，“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合理设置快件保管期限，保管期限内不得向收件人收费。”虽然“保管期限”目前并无硬性规定，但企业在界定这个期限时，既要考虑公司的盈利空间，也不能完全忽视消费者的利益。
　　消费者更大的担忧或在于，这般略显强势的收费规则一旦确立，很可能带来不良示范。
　　一方面，在丰巢并购中邮速递后，其市场占有率将超过65%，智能快件箱市场未来或将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此时不“较真儿”，日后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空间就更不足了。另一方面，超时收费如果成为智能快件箱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剧快递企业和快递员对于智能快件箱的依赖，从而架空“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的规定。
　　另外，在谈论智能快件箱收费合理性时，还不能回避两大实质问题。
　　一是，智能快件箱与多数快递企业的资本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构”的。也就是说，推广智能快件箱，本质上是快递企业投递方式的优化。既然是自我业务的优化，成本就不宜全由消费者埋单。更何况，智能快件箱进驻小区，不管是占用场地还是耗电，某种程度上，小区业主都支付了隐形成本。
　　二是，今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推动打破乡村、社区“最后一公里”通行和投递障碍，将智能投递设施等纳入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既然智能投递设施将被纳入公共基础设施范畴，其成本到底如何分担，就势必得对其“半公共”属性有所照拂，不能只考虑企业的盈利需要。
　　因此，不管是个别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停用“抗议”，还是舆论层面的争议，相关企业都有必要耐心倾听。眼下，既有疫情常态化下的非接触投递刚需，又有政策利好，正是推广智能快件箱的好时机，切莫让粗暴的收费方式，破坏了消费者对智能快件箱的认同度及与此有关的“新基建”的推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