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贾奥胜
11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拆除阻碍流通的“无形篱笆墙”,强化重点领域规则标准制修订,推进设施互联互通和规则衔接。
长期以来,我国全社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表面看是运价、仓储费的叠加,深层次则隐含着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运输方式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当一单货物需要多式联运完成交付过程中,这种“无形篱笆墙”的摩擦感尤为明显。
前段时间,记者沿着长江沿线走访调研,试图从一家深耕内河支线并刚刚向远洋拓展的民营航运企业身上,解剖内河航运在迈向“无缝衔接”过程中,那些真实的停滞与突围。
打不通的断点与停不下的中转
大宗货物要走水运直达,前提是航道等级的全程匹配。但在跨省水域,物理层面的“硬脱节”常常让企业措手不及。“一条航道,在A省可能是三级标准,过了省界变成五级,大船只能减载,甚至要换小船过驳。”某民营航运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坦言,这种航道等级的“断崖式”下降,是内河航运最直接的隐性成本。
淮河就是典型案例,安徽段临淮岗以下已达Ⅱ级航道,可通航2000吨级船舶,但三河尖至临淮岗62公里河段仍维持Ⅲ级标准,仅能通航1000吨级船舶。2024年8月建成的临淮岗复线船闸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达2118万吨,但上游来船多为1000吨级,与下游Ⅱ级航道形成断层,每年约1500万吨货物需在临淮岗中转或减载,增加物流成本约8亿元。这并非显性的过路费,却直接推高了单吨物流成本。
出海港口的协同上,定位的错位在拉长物流链条。该负责人透露,目前内陆货物运抵部分沿海港口后,并不直接发往欧美,而是“到广州再上大船”。这种为了适配远洋航线而产生的二次中转,无形中增加了货物的在途时间和装卸成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若不能解决港口功能的同质化与航道标准的碎片化,货物流转就难以真正提速。
规则标准亟待统一
如果说航道是血管,规则和监管则是维持血液流动的神经系统。当行政边界切割了流域的自然连续性,水运的效率便大打折扣。“最怕的不是江上的风浪,而是过省界的等待。”在长江上跑了二十多年船的调度经理向记者表示。内河船闸分属不同省份、不同管理主体,调度系统互不联通,水位信息不共享,船舶在省界排队等闸的时间常常以天计。
据悉,长洲船闸2025年日均待闸船舶422艘,单日峰值1109艘,高峰期等候过闸动辄10到15天。三峡船闸设计年通过能力1亿吨,2025年实际通过量达1.73亿吨,饱和率超过170%,船舶平均待闸时间超过200小时(8天多)。
水运的效率恰恰依赖于全流域的连贯通行,但这种调度壁垒,让一条黄金水道经常出现“肠梗阻”。
此外,跨省大件运输的“审批马拉松”、不同地区对超限标准核验口径的差异,都构成了制度性成本的叠加。
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标准,是拆除“篱笆墙”的核心。但在内河与海运的交汇处,单证与装备的“软壁垒”依然坚固。“我们做了十几年的长江内支线,其实就是给马士基、地中海这些国际海船公司做配套。把长江沿岸的箱子送上去,再发往世界各地。”该负责人表示。然而,在这个看似顺畅的链条中,“一单制”的推行却阻力重重。铁路运单不具备海运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让多式联运在金融、保险环节频繁卡壳;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接口不互通,一箱货的信息要在多个系统里重复录入。信息孤岛带来的时间损耗,甚至可能超过了运输本身。
数据显示,我国内河货运量常年位居世界首位,长江干线年货运量(以港口货物吞吐量计)已超42亿吨。但要从“运量大”走向“质量高”,从“走得了”走向“走得省”,仅仅靠修桥铺路、拓宽航道已经不够。
拆除流通领域的“无形篱笆墙”,意味着要让航道等级在省界畅通,让铁路真正开进码头,让一张单证走完全程,让一次检查跨省互认。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跨越江海、走向深蓝,他们最期盼的,是背后能有一张无缝衔接的物流网络。打破有形与无形的壁垒,让企业把精力回归到市场与服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