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成
　　中国民营企业吸纳90%的就业岗位，然而除去部分头部企业外，中小微民营企业普遍现金流不足、抵御风险能力弱，平均寿命只有2.7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最近的调查报告指出85.01%的中小民营企业无法维持3个月的生存，29.58%的中小民营企业已知的营收下降幅度超过50%。
　　中央要求国企面对8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增加岗位，但比例有限且覆盖面窄，而直播带货、微商电商、快递小哥等数字经济新业态自雇性强、覆盖人群广、市场化程度高，特别是对政府依赖性小，就业反弹小，可能成为底层就业岗位的主战场。
　　第三是可持续，不能仅仅因为暂时性的疫情和全球性金融恐慌。
　　实际上从信息技术向网络技术进而向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2005年就针对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形成国家政策，2015年提出“互联网+”，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数字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此次更是将数字经济新业态定位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与此同时，疫后数字经济新业态如5G、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会更加持续发力，形成短期稳就业、稳民生，中长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力抓手。
　　第四是利防疫，有效利用数字经济无物理接触或少物理接触的典型特征。
　　此次疫情病毒来源及传播途径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物理隔离成为最有效方法，但在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两难下恰恰是数字经济新业态最好地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既实现了市场增长，又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接触。
　　第五是有基础，中国的数字经济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市场上都已经夯实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数字经济依托的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依赖的市场包括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和物联网经济。尽管中国在技术上还处于整体紧跟、局部突破的状态，但在市场上却处于全球前列，互联网用户规模和经济规模指数都位居全球第一。今年预计全国5G投资50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1000亿元、人工智能投资350亿元，进一步在以往基础上加大了中国在数字经济新业务的领先优势。
　　第六是能联动，通过数字经济带动传统产业发展，通过数字经济新业态带动传统经济发展。
　　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是“世界工厂”但不是“世界公司”。“大云移物智”和5G、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产业会进一步融合传统一二三产业，数字化电商、数字化零售、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办公及数字化医疗等行业会融合传统经济，使得供需对接更精准、资源配置成本更低、响应更快、周期等短。
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困难
　　国家发改委将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困难归纳为“转型能力不够”“转型成本偏高”和“转型阵痛期较长”三种，这种认识比较精准，但还需要考虑三个突出的约束和困难。
　　首先要以政策红利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智慧城市为例，在全球1000个示范智慧城市中，中国就拥有600个，但是此次疫情可以见到所谓智慧城市在疫情初期的无序与慌乱，直至今日各地政策的矛盾和冲突。即便没有疫情的检验，广大市民在智慧城市上的获得感普遍不强甚至更低，政府买单的企业服务远不如网络电商、移动支付、移动导航、共享单车和快递/外卖等市场化数字经济给市民带来强烈的获得感。新业态的创新只能依靠非垄断的市场机制运行才能产生。
　　其次是政策要根植于文化。之所以此次防疫中各地政策冲突的核心在于各级政府承担责任过大，过度问责和懒政心理导致防疫政策的层层加码，必然造成整个系统的冲突。新业态的创新本就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应配套给与各级政府对失败的容忍度，特别是创新免责的宽容度。
　　第三是投资要传递到底而防止“白手套”截留。“新基建”等经济刺激政策未必能弥补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硬缺口”。纵观全球，经济新业态创新的主体一定在市场化的中小微企业，而中小微企业最大的运行瓶颈和风险是在现金流，国家层面面向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红利因为其自身信用不足和基层银行管理者的避责心理而只能形成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只有推进供应链产业生态中以实际发生的运营为信用依托的供应链金融才有可能推动中小微企业创新新业态。 （完）
　　（作者系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